歷代帝王之祀孔子者，自汉高祖始。《汉书、高帝纪》：「过鲁，以太牢祠孔子。」而学校祀孔，自明帝始。

尊孔与非孔孔子提倡礼义之邦的理想在后世政治上经歷代士大夫辨证取得法统地位，但独尊儒术也成為歷代政权羈弥知识份子的手段，最具典型者為元朝，一方面将儒士贬為第九等人(乞丐為第十等)，一方面又追封孔子為王，显见歷代政权藉尊孔以钳制思想自由的背后保守动机。

由此就產生非孔思潮，自魏晋南北朝起直到近代西方思潮等冲激，為了争取学术自由，不断產生知识分子极大的反抗力量。

孔子言论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就是新儒学，又称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明碰撞交融条件下產生的新的儒家学派。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大陆化之大革命结束是新儒学的沉寂阶段，这一阶段不仅中国大陆的新儒学研究归於沉寂，海外新儒学亦甚少成绩。

大革命结束以后是新儒学的恢復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尚在进行之中。恢復阶段的主要特徵是过去的一些新儒学著作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学术界开始反思和讨论新儒学的功过利弊。

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遵守符合自身具体情况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

社会成员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所以儒学是一种超越社会形态和阶级形态的社会统治方略和社会管理学说。

儒学在歷史上曾经作為中国封建社会某些诸侯国在某些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又是中国整个帝制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史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仁和礼的关係是仁礼一体。不讲仁只讲礼，礼就不会被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就会遭到反对；不讲礼只讲仁，社会成员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

所以仁和礼是不可分的。社会发展会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变化，礼的一些具体内容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予以改变和调整，这种改变和调整是仁的体现。

儒学「仁礼一体」的体系中包含了法的内容，礼和法应该很好的结合。礼的作用主要是预防犯罪，法的作用主要是惩罚犯罪。「以礼為体，以法為用」的礼法体系，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儒学「民贵君轻」的思想，表明儒学不是把「君」置於自己学说的中心，而是把「民」（即人民大眾）置於自己学说的中心。

儒学「礼之用和為贵」的思想，表明礼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标，就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暨全社会的和谐。

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尊重。所以，儒学化是一种和谐化。

「孝悌為仁之」，「克己復礼為仁」，「仁者爱人」等，哲学家黎鸣认為:「与老子相反，孔子把「道德」放在「仁义」之后，也即忽视了人类的「公德」」

，「而且深信，在家為孝子的人，在朝廷也必為忠臣。事实上，这是一厢情愿的推论，不是真推论。」这样只有成就了家（皇族）的天下，对整体意识影响深远。

「忠」的定义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鲍鹏山：「问题是，每个人是不同的。人与人之间有相同的欲求，也有不相同的爱好，简单地以為自己想要的别人也一定想要，从而一定让别人要，就是强加於人，是好心而办的坏事。」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分见於《论语子罕》与《论语卫灵公》，原解為:「人应该如好色一样好德。」產了生「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争议性解释：「孔子在德与色的比较之中，揭示了男人好色的普遍性或一般规律。」此种解读，媚俗且沦丧道德，但却有史為证，儒学界皆感尷尬而避谈。

满清入侵，明朝灭亡，满清血腥强令剃髮易服，使自黄帝时代起绵延数千年的汉服化遭到毁灭。

在化之大革命期间，提及「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至1974年，中国大陆发起「批林批孔」运动。

不幸的是，这个运动流於外在形式，并没有做真正的内在革新，黎鸣因此说到：「事实上还在继续继承孔丘及其儒家的「亲亲尊尊长长」的价值观，还在继续坚持孔丘及其儒家所倡导的说谎的「化」和禁言的「政治」。」

中国大陆各地的孔庙的物古迹因此遭到了很大的破坏，连孔子墓亦被炸开，「大成至圣先师宣王」大碑被砸断，庙碑、孔庙的泥胎塑像被捣毁。

明代之后衍圣公的坟墓全部被扒，甚至有人将掘出的尸体掛於树上。并有詆毁孔子的著作，例如《孔老二罪恶的一生》传世。外国媒体多认為官方想重建中国社会秩序，标誌著中国人对孔子的一次重要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