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崇祯元年四月十一日，一支南赣起义军就率众攻破安远县城，劫库放囚，宣布开朝立国（很多农民军就喜欢这样过家家玩立国）。在被江西官军击溃之后，余部又窜入福建，当即就掀起了一片燎原大火。
当时的福建虽然没有遭到非常严重的天灾，但却被朝廷的苛捐杂税、尤其是新增的“辽饷”、“剿饷”给硬是逼得民不聊生——事实上，以明末的工商业大繁荣景象，这么一点捐税不过是九牛一毛，但问题是，朝廷收税完全着落在农户身上，搜刮他们的粮食银子，还要驱使他们去做劳役，一切的苦难都要落在他们身上。而和拼命压榨农民相反，朝廷却基本不收商税。结果就是有钱的绅商不交税，缴税的农户没有钱。而且以明末官场之腐败，朝廷定下一两银子的税额，层层加码下来，到最后就会变成十两银子的实收，这样的压榨，本就处境艰难的农户们怎么可能顶过去？偏偏福建的土地贫瘠，一亩水田出产的稻子也不过能卖出一两多的银子而已，可官府的捐税却要收到每亩二两甚至五两白银之多！还没算给地主的租子！
如此一来，整个福建的农民都没了活路，纷纷弃田逃亡。在闽南、闽北的沿海地区，老百姓还可以靠打鱼、煮盐来勉强维持生计，或者投靠福宁军当军户来过日子——敢到福宁军地盘上乱伸手的官差都被砍了。实在不行的话，出海闯南洋或者投奔各路“海主”，以及远在琼州的“澳洲髡贼”，也不失为一条活路。
可是在闽西的内陆山区，百姓除了耕作之外，没有那么多其它的出路，又与少数民族杂居，民风一向彪悍，以尚武为先，什么事讲究是个刀棍上见真章，拳头大的说话就管用，平时土家人客家人之间的群殴争斗就是接连不断。面对如此不给活路的苛刻盘剥，闽西山民索性相继揭竿而起，联合赣南、粤北的各路好汉，还有畲族的山寨土司，纵横于巍峨群山之间，反复袭击缙绅庄园和官府税卡。当赣南起义军退入福建之后，更是彻底引爆了这个火药桶，大半个福建都在层出不穷的抗税暴动之中，陷入了全面混乱之中。
——没办法，明朝就是这么一个自己把自己玩死的作死王朝，整个国家所有的负担都压在农户身上，养官养兵的一切耗费，从朝廷到地方官吏的私人好处也要从农户头上压榨，如此一层层压下来，百姓不堪重负，纷纷破产，他们的土地被不交税的士绅豪强吞并，能交税的人越来越少，还没有破产的农户就要负担越来越重的税赋徭役。这么恶性循环下去，一边是国家无税可收，财政破产，一边是农户揭竿而起，烽火遍地。
在原本的历史上，由于南方各省好歹相对富庶一些，各路地主缙绅的家丁也比较给力，承受得起长期作战的消耗，再加上南方山峦起伏，道路坎坷，起义军难以长途机动作战，所以南方起义军的发展形势不如北方，虽然一直没有被彻底扑灭，但也被基本压制在避居深山、结寨自保的程度，没有掀起什么大浪。偶尔有闹得大的，也不过是千把人在城外武装游行一番，官兵一到，这些人就散了。
但在这个时空，因为黄石和熊文灿的连番斗法，福建省内大多数比较有战斗力的官军和地主团练，都在跟福宁军的私斗厮杀之中被相继歼灭。剩下的武装力量也要跟以福宁军为代表的“澳洲人势力”展开争斗，根本顾不上内陆山区的农民起义军，形成了兵力真空。而以黄石为代表的穿越者势力，同样也存着养寇自重的心思，一度给闽西各路农民军提供了不少支援，甚至直接插手进去扶植势力，结果就导致闽西农民军的作战能力大幅度飞跃，从崇祯二年开始，福建内陆的长汀、沙县、古城、宁化等地相继陷落。在崇祯四年二月，一支福建起义军更是攻破了赣南的瑞金县，把战火又一次烧到了省外。
到了这个时空崇祯五年的时候，大明帝国南方的赣南、闽西、粤东北山区，东到沙县、西到赣州，大致就是相当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工农红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那么大的一块地方，已经基本脱离了明朝官府的掌控，陷入了“群盗蜂起，各据州县山寨”的全面混乱状态。如果不是这些起义军被群山阻隔，彼此互不统属，一盘散沙，那么整个南方恐怕都已进入了他们的攻击范围之内！
面对这样的局势，福宁军的存在，反而成了福建官府能够生存下去的一大靠山——在自身武力都被打垮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福宁军震慑“闽西群盗”，反而把福宁军逼得哗变作乱，顺便惹上了在闽海势力庞大的“澳洲人”的话，面对叛军、海盗和农民军的三面夹攻，只怕连省府福州都要守不住了。
届时福建全省陷落，势必震动天下，他这个福建巡抚不管怎么样想，恐怕都是难辞其咎，邹维琏自己横死于兵灾还是小事，只怕是事后追究罪责，连他的门生故旧和老家的族人都要一起跟着倒霉！
更要命的是，即使邹维琏不惜赌上性命报效朝廷，与黄石这个跋扈藩镇为敌，眼下的他也得不到朝廷的任何支持——因为大凌河之役在年初最终惨败，朝廷靡费巨资打造的上万关宁铁骑，居然集体投降后金，惹得皇帝震怒。辽东督师孙承宗和内阁首辅周延儒已经一齐引咎辞职，从此倒台下野，退隐回家。
如此一来，东林党在朝堂之上的势力遭遇空前重创，还受到了崇祯皇帝的厌弃，声势大不如前。而其它派系出身的礼部尚书温体仁，却趁机晋升为新任首辅，眼看着一场针对东林党的反攻倒算在即——温体仁此人一向气量狭小，为人奸佞，之前就对周延儒表面奉承，暗底里谋夺其首辅之位。在当时的朝廷里，只要混过几年的，大致都知道温体仁的本性，换句话说，都知道他是个小鸡肚肠的整人专家。
偏偏邹维琏不仅是东林党出身，在党争之中跟温体仁是政敌，甚至个人还跟他有私仇……更何况，于公而言，随着大凌河之战的惨败，整个北方的边防都摇摇欲坠，辽东建奴的一支偏师已经破关南下，在北直隶四处横行！在这种帝都告急的情况下，无论是皇帝还是内阁，都不会希望在南方挑起新的战事。
总之，邹维琏很清楚，如果他在这个时候强行对付黄石，恐怕非但得不到朝堂之上的助力，反而会被温体仁这个老仇人掌控的内阁倒打一耙，扣上一堆罪名，甚至将他革职下狱，给黄石出气都是有可能的！
既然如此，他这个爹不疼娘不爱的福建巡抚，还折腾个什么劲儿？能熬一天是一天吧！
好歹如今这局面还能勉强维持，福州市面上基本也算安稳，而且福宁军虽然勾结海寇、跋扈骄横，但至少没有扯旗造反的打算，每年的官税还是基本能够如数上缴，只是各级官吏的灰色收入出现了一定幅度的缩水而已……但总归要比那些当了山贼流寇的穷泥腿子打破省府，自己被迫殉城来得强得多。
至于福宁军在闽南各县欺凌文官，苛待缙绅，屠杀士子，火烧贡院，强征商税，结怨富室，开设学校散布歪理邪说的种种恶行……唉，只要没闹到福州来，他也只好装作不知道了。
所以，当三个月之前，张岱和一干复社士子、东林小字辈联袂造访福州，向邹维琏“揭发”黄石勾结髡贼，背叛朝廷的“密谋”，要求邹维琏在福建地方发动缙绅官宦，配合南北两京朝堂上的东林党人，内外配合对黄石集体发难的时候，邹维琏登时头大如斗，只得苦笑着暗自腹诽——张岱你这个富贵闲人，哪里知道我眼下的苦楚？眼下巡抚衙门连自保都很勉强，哪里还对付得了福宁军这等天下第一流骄兵悍将？
当从这些小字辈的口中，探知挑起此事的主谋，居然是隐居在家的钱谦益的时候，邹维琏更是嘴上赞叹，肚子里却是连声大骂，“……钱牧斋你这个老滑头！是想把我当成肉包子，丢给黄石那条恶狗给啃了吗？”
——跟那些只知道整天唱高调的东林党小字辈不同，邹维琏这个浸淫官场多年的老油条，可是一眼就看穿了钱谦益煽动东林党发起政治风潮，逼反黄石和福宁军的险恶用心：从大明朝廷的角度来说，值此国家不稳、天下多事之秋，哪怕铁了心要铲除黄石的福宁军，也应该要秘密行事，把风险和动荡压到最低，减少事情的反弹和影响才对，譬如设下圈套，派出高手去伏击刺杀黄石之类，才是真正的上策。
但是，对于眼下赋闲在家，急于搞个大功好让自己起复的钱谦益来说，这种对国家而言最有利的处理方式，对他而言却是最坏的处理方式——作为一个无权无职的下野政治家，他根本无法插手到这件事情里面，获得政治资本。即使成功铲除了黄石和他的党羽，那么所有功劳和利益，也都会被福建地方上的政治集团和在朝堂上任职的东林党人瓜分。所以，凭着东林党长期以来让人吐血的内部倾轧传统，钱谦益故意选择了一种最热热闹闹、轰动天下的，也是对国家伤害最大的处理方式：那就是在朝野之间发起舆论风潮和政治攻讦，强行逼反黄石的福宁军！搞出一场数省会剿的大会战！
在钱谦益看来，既然黄石的野心已经显露，接下来必定要造反，那么他现在大张旗鼓地发动所有力量去弹劾黄石，等到黄石承受不住压力，果然掀起叛乱之后，自己就可以凭着先见之明重新进入皇帝的视野。至于黄石起兵之后在福建杀得尸横遍野，百姓流离？那又关钱谦益什么事？这都是福建巡抚的责任啊？反正到时候钱谦益远在江南，正所谓死道友不死贫道——不管是不是会逼反边关大将，给国家带来滔天大祸，只要能把举发的功劳抓在自己手里就好……这就是东林党的一贯尿性，而邹维琏对此也是心知肚明。
所以，面对张岱一连数日的慷慨陈词，邹维琏只是含糊应对，最后经过一番好说歹说，总算是以“时机尚未成熟”之类的借口，把张岱他们给敷衍了过去。然后又招待他们好吃好喝、游山玩水了几天，还送了许多市场上新推出的“澳宋商品”作为礼物，终于是把这帮纯属来添乱的家伙给打发了回去。
然而，此时的邹维琏巡抚还不知道的是，这件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