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说！”一位警察恶狠狠的质问：“是不是天天在家睡觉？”

“天天在家睡觉，”只要是个活人，就不会天天在家睡觉，那样没病即可睡出病来的，警察的问话问实在叫绝。这些全是心里话，并没说出，即翻了翻眼睛看看，审问人一个是和声细语，一个是凶神恶煞，软硬兼施，不回答问题誓不罢休。可是，作为当事人，对警察的问话，又不能不回答，如果长时间不回答问题，他们就会扣上顽抗到底的帽子。因为有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可是，作为泥瓦工有什么问题，即使从严也不用怕，“不是天天睡觉，而是天天打工干活。”

警察们闻听干活，即使打工干活，照样可以抓住话柄继续追问：“在哪儿打工，在哪儿干活？”

“厉害啊！干活也会落下把柄。”他额头冒出冷汗，对警察的追问，不得不如实的回答：“在新疆打工，盖房子当泥瓦工。”

警察们听了杨柳青的回答，在新疆不能马上派人去落实，到底是不是盖房子的泥瓦工，反正不能继续追问下去了。嫌疑人回答问题避重就轻，净回答一些对案子没有关联的话，只好改变话题，透露主题：“不要再继续隐瞒了，还是说说买了多少妇女儿童？”

杨柳青闻听买了多少个妇女儿童，当即一口否则：“这话从何说起，我从没买过妇女儿童，一直老老实实的在新疆打工。”

“还敢嘴硬！”警察们不得不继续慢慢透露追问：“我们已经掌握了你买卖妇女儿童的证据，否则不会抓你，快快交代清楚，把买来的妇女儿童都卖哪儿去了？与谁合伙？”

杨柳青闻听合伙，心里猛然一惊，竟然慌慌张张回答：“没人合伙！”

“没人合伙就是单干，”警察们紧追不舍，“一样交代清楚，我们会根据情况宽大处理，但是，最好供出合伙人，还可以立功。”

“既没单干，也没合伙。”他不知道今天怎么了，见到警察好像老鼠见猫似的，说话前言不搭后语，漏洞百出，自己什么时间参与了倒卖妇女儿童？哪个知道卖到哪儿去了。他不敢说出这些，如果这样回答，那就是抗拒，抗拒是要从严的，也只有拣好听的说：“我杨柳青想立功，就是不知道合伙人是谁？如果知道的话，我还要抓他呢，一定要问问他，为什么诬陷好人？”

“诬陷……”警察们闻听诬陷，那是没有拿出证据，是对付审问的回答。但是，罪犯可能不清楚，自己不知经过了多少起买卖妇女案件的审理，清楚犯罪分子有着严密的组织，严密的纪律，上线和下线，也不会告诉名字，即使告诉名字，也是假的，即问：“既然对合伙人不知道姓名，那么，知道地址也可以，他们住在什么地方？买卖了多少个妇女儿童？都卖到什么地方去了？”

“哪个知道卖到什么地方去了，”杨柳青对警察的询问，感到莫名其妙，倒怀疑有人暗中栽赃，不知是谁无中生有告了自己的叼状，当即反驳：“完全是诬陷好人，我杨柳青从没参与倒买倒卖妇女儿童。”

审讯整整进行了一夜，杨柳青始终不肯承认自己倒买倒卖妇女儿童，熬了一夜的审讯人员，感到犯罪分子太顽固，审讯没有任何进展。

第二天，打拐办的负责人认为，犯罪分子如此的顽固不化，自己有办法对付，能让犯罪分子承认。必须根据嫌疑犯的个性和经历，将环境和技巧有效地结合起来，加以利用，那么，即使是再顽固的罪犯到头来也会坦白招供。

再说，没有两次审讯过程是完全相同的，不过审讯大多都是利用了人性中的某些弱点。这些弱点的暴露一般依赖于人在经历截然相反的极端时所产生的压力，如主宰和服从、控制和依赖，以及后果的最大化和最小化。

这时，打拐办负责人为了案子早日突破，只好亲自审讯。他不得不拿出杀手锏，举报箱里的匿名信，让杨柳青观看：“有人举报，杨柳青曾经买卖妇女。”

杨柳青闻听有人举报，当即否认，“那是诬陷，杨柳青从没买卖妇女。”

“诬陷！”警察闻听诬陷，照样可以抓住话柄追问：“即使诬陷，无缘无故为何诬陷？难道你们之间有仇？快说出诬陷你的人是谁？”

杨柳青说过诬陷，仔细想想，哪儿想得出，赶紧改口：“哪个知道是谁，知道谁的话，决不会放过，一定要问问他，为何诬陷好人？”

打拐办负责人听了杨柳青的一番话，是在包庇举报人，为何包庇，莫非同伙，因为分赃不公……那么，就应该拿出举报信，但是，还是采取慢慢深入：“举报人决不是诬陷，举报犯罪分子是每一个公民的职责，何况举报人还有证据呢。”

“证据！”杨柳青闻听证据，当即提出：“请拿出证据，让我看看。”

负责人并没把证据交给杨柳青，而是把收据举起，想以此来提醒嫌疑人，“这是你买卖妇女收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