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好吧,你出1千万两,你还可以问问潘家等大家族,看看他们愿不愿意入股。这几年他们各家都恢复了生意,官府也没有勒索,都挣了几百万两银子了吧。”
本来这些家族在几十年前各自都拥有几百万的贸易额,一年利润超百万平平常常,虽然现在失去了垄断的行商优势,但是却也不用在给官府报效,加上新安开港后的便利,钱也没少赚,尤其是这几家其实都是广东最大的鴉片商人,贩毒生意在任何时代都是巨额利润,新安每年超过2000万两的鴉片贸易额,利润就能有1000万两,怡和洋行等外国商行是赚不完的,四大家族能分润的绝对不少。
伍崇曜答应帮忙去问一问。
不管他们入股不入股,朱敬伦都会包揽后面的注资。
年底前,伍崇曜就将银行的架子拉起来了,高薪聘请了一个法国银行家麦克莱恩,他是法兰西银行中国分行的经理。
1860年,法兰西银行在中国开设分行,目的本来是为了中国的生丝,好给繁荣的法国丝织业提供原料,甚至给该行取了白丝银行的别名,可是不管法国人怎么努力,法国的丝织厂都更愿意去伦敦这个世界交易中心采购生丝,导致法兰西银行中国分行竟然无生意可做,最后反倒是跟其他洋行一样,经营起了鴉片贸易,白丝银行一下子堕落成了黑土银行。
麦克莱恩在中国枯守了两年看不到希望,这时候伍崇曜高薪聘请,承诺每年给他1万英镑年薪后,他痛快的答应了,这家伙来中国的目的就是挣够5万英镑,然后回国结婚,他一点都不喜欢广东炎热潮湿的气候。
麦克莱恩到来后,很快就帮忙搭建起了银行的框架,朱敬伦给银行取名广府银行。
给麦克莱恩的第一个任务是,印刷广府纸币!
这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做好的,得找工匠刻板,这个时代西方纸笔印刷已经开始使用钢凸版印刷技术了,最早是美国人在19世纪初期发明的,在坚硬的钢板上雕刻出纸笔图案,刷上油墨,将潮湿的钞纸用高压贴在雕版上,印刷出来的纸笔带有立体感,同时在钢板上进行雕刻,几乎无法复制,因为雕刻师的下刀都不可能保证一次跟一次相同。
但依然有伪造的,纽约时报今年发表的警告称,市面上80%的纸币都是假的,这主要是因为战争造成金融混乱的原因,但在平时也有三分之一的伪钞流行。
所以朱敬伦给马科莱恩的要求是,尽可能的精美和精细,提高伪钞制造者的成本,加上到时候加大打假力度,这才能最大可能的防止造假发生。
美国人还发命了一种防伪技术,本杰明富兰克林亲自发明的,找一片树叶,将叶子拓印在石膏板上,然后转刻到金属模板上,因为每一片叶子的纹路都是独特的,所以这种纹路根本不可能仿制。
为了力求真实,朱敬伦要求必须印刷带有图像的纸币,带有立体感的图像,显然更加难以仿造。头像选得是朱敬伦的头像,这倒不是他好大喜功,而是出于政治考虑,他希望通过这样可以增加他的政治影响力。
老实说现在朱敬伦对广東的控制依然不够牢固,除了珠三角地区外,也就是土客杂居的五邑地区,惠潮地区以及粤西等地的控制还很薄弱,南韶连道更是谈不上任何控制力,哪里现在几乎成了反朱敬伦的基地了,从广州府挂印离去的十几个县令,都跑到了哪里去,跟华庭杰、史朴等一起编练乡勇,声势浩大。
为求安全,朱敬伦让麦克莱恩不惜重金从荷兰请来一个雕刻师,必须让他在中国雕刻,以防他留下底板稿件。为此还专门采购了一整套昂贵的雕刻工具,钢板则是从瑞典订购。但想要把雕版刻出来,少则半年,多则一年,因此朱敬伦的纸币还要好一阵子才能见面呢。
而银行也只是低调的开了起来,在钱庄、票号众多的广州西关买下了一块地,有条不紊的先建造大楼,朱敬伦给拨付了1000万两银子,深挖地下室做金库,采用坚固的花岗岩打造,占地面积十五亩。
出于安全考虑,先请广东本地工匠建设地下金库,等金库完工并且密封之后,才请洋人设计拱券支撑结构,而施工依然是本地工匠,不过是另一批人。
虽然用了洋人,用的是西式石质建筑的支撑骨架,外面依然保持了中国的建筑风格,外层采用砖和瓦进行一定的装饰,从外面一看,就是一栋密封的砖瓦大房,没什么特殊的,就一个字大,50米宽,100米长,30米高,方方正正的一栋建筑。
这造假极为昂贵,初步预算就达到了1000万两,但朱敬伦没有半分犹豫,银行玩的就是一个信用,所以世界大型银行都十分热衷于建造大厦,目的就是彰显自己的实力,让客户放心自己的信用。
汇丰银行后来在上嗨建造的大楼,花费上千万银元,但是大楼建好后,生意也更好了,不到两年就收回成本。
另外大楼算是固定资产,而且是最保值的固定资产,银行的资金成本向来比较便宜,所以银行都有建造大楼的动机,不管是汇丰银行也好,花旗银行也罢,都拥有一栋自己的超级大楼。
朱敬伦相信,自己建造这栋大楼肯定不会输给外资银行的大楼,而且更占了一个大字。
高大、坚固,这就是朱敬伦要给人留下的印象,一个永远不会倒闭的银行的印象。
同时还带着一些他现在的潜意识,那就是求稳,尽最大可能的保持稳定,平稳的掌握广東的政权,为此他不惜跟柏贵等官僚虚与委蛇了一整年,互相暗中较劲就没停过,但表面上依然保持着一片风平浪静。(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