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之所以商人赚了钱，就投入到利润并不高的土地上，而不是继续投入到商业中去，就是他们无法安心，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被官员剥夺了财产，伍秉鉴这样的顶级大商人都是如此，更何况小商人呢。

潘承训的族谱中，甚至都不记载他几个儿子接班做总商的事情，豪商自己都鄙弃自己的身份到如此程度，怎么可能让他们继续投资于商业，投资于工业，将他们的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

朱敬伦的告示很快就发下去了，当商人们真的看到各县城门口、县衙旁，都张贴着这些告示，告诉了大家事情的原委，朱敬伦的自我罚款，以及之后的保证，后面还附有朱敬伦和富商们的签名。

这时候很多富商有些蒙圈，有些已经明白了，朱敬伦在拿他们徙木立信，只不过这木是竖起来了，信有没有还不一定，如果真有人把木头搬走而没有得到赏金，反而更加无信可言，因此富商们真的很期待此时有一个徙木的人，也就是真的按照告示上的说法，跟某个衙门打一场官司，看看好不好使，没听过还可以告衙门的，到哪里去告啊？

他们很快就知道要到哪里去告了，因为朱敬伦的告示很快又发到了全县，在各县设立审判庭，派驻法官审案，并且请当地乡绅名宿有功名者公审，哪怕是县令也可以在这里投告，朱敬伦的司法改革稳步推行到了全省。

说实话，各个法官的素质并不专业，其中最多的是各地的状师，这些状师也被蔑称为讼棍，官员们非常不喜欢他们，常常说他们怂恿愚民诉告，荼蘼钱财，吃了原告吃被告，是最坏的坏人，所以每到一地如果当地民风爱打官司的话，想做事的官员，不是严格审案，而是第一时间收拾当地的状师。

儒家世界观下的官员，有种息讼的观念，认为某地人爱打官司，就是民风不够淳朴，喜欢争斗，不和睦，他们讲究的退一步让一步，这样就人人和好了，这不是一个人如此，而是整个官员阶层如此，不是懒政的官员不想审案，而是名臣都是这样。

就连明代大圣人王阳明，王守仁都是这种思想，《王守仁息讼》甚至以一个知名典故流行于世。

大概是这样的故事，王守仁的一个朋友对别人进行诉讼，王守仁说：“你等数日直到心平气和时再来和我说。”过了几天那人便来了说他已心平气和了所以前来受教。王守仁说你都心平气和了还来干什么。

不但是对自己的朋友，对老百姓也这样，他被贬到庐陵做知县，这个县的人喜欢争讼，王阳明就把所有官司压下来，发出告示让百姓不要来打官司，说他身体不好，不能理清楚官司，晾了一阵子之后，才告诉别人，不是他身体不好到不能处理这些事，只是邻里乡亲，应该相互体谅，相互扶持，出入友爱，养成敦厚之风。一些小事纠纷，相互协商，相互谦让，就能够顺利解决；动不动就打官司，不仅伤了和气，实在不是良善处世之道。

最后还和当地人约定：从今往后，除非有迫不得已的重大案情，不要轻易打官司，要以良善称于乡族为美，养成仁义孝悌之风。如果有以良善著称于乡里、父慈子孝的人家，我将亲自前去登门拜访，向他们致敬。

儒家这种认为如果一地百姓热衷于打官司，就是不和睦的心态，在道德上到底怎么样，不知道，反正绝对不可能适应现代商业社会，所以朱敬伦是支持法治的，如果老百姓觉得无处申冤，那才是最大的麻烦，王阳明是大圣人，他或许能够拿捏的好，但是他的行为，却给了很多懒政怠政的家伙们一个绝好的借口，那就是息讼自己省事，福健有一个县，好几年县令都没升过堂。

所以朱敬伦不但不主张息讼，而且鼓励有怨就及早打官司，在各地招募讼师，这些人熟读大清律例，然后派他们去香港的法庭上观摩，请香港的法官培训他们司法程序，当然他们不需要像英国法官那样，穿上滑稽的衣服，带上夸张的假发，他们穿的是官府，朱敬伦找人给他们定做的七品官府，也就是说他们在县里跟县令是平级的，但还给了他们审判县令的权力。

至于陪审员裁决制，换成了当地名宿裁决，为了让告诉双方感到公平，这个裁决团必须得到双方的认可，陪审员也起了一个新名词，叫做请命官意思是为民请命的意思。

法官是派出去了，慢慢的也有人来打官司，判决也大致能让人心服，判例慢慢形成，但是民告官的事情还是没有发生，朱敬伦的“信”也就一时还立不起来。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木至少立起来了，这就说明朱敬伦是想做点事的，能起到一种千金马骨的广告效应，也是不错的。

1863年，行政、司法的架子慢慢搭起来了，教育的架子也慢慢成行，只是在教育这个问题上，比行政和司法更加复杂，让朱敬伦也感到麻烦。(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