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远远的走在了基督教的前面，早在1842年7月，首批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南格禄艾方济等人就已抵达上海地区。基督教传教士麦都思说，当伦敦会还在怀疑是否应把上海建成永久基地的时候，天主教会在过去6个月中已经向这里派遣了不少于10名欧洲传教士，10月又有5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上海。第二年5月和8月又相继向上海派遣了8位和4位耶稣会传教士。如今上海的天主教传教士已经接近100人，历史上，在1875年时就有132位天主教传教士。

有的宣传说这些传教士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有的也说他们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文教事业，但如果单纯从他们个人来说，没人能否认这些不远万里投身中国宗教界，很多甚至一生都留在中国传教的教士们的热情，他们是带着一种传播主的福音的强烈的使命感，希望能够感化四亿异教徒，这种强烈的使命感，驱使着他们不知疲惫，不畏艰险，什么地方都敢去。

比如天京。

当那个还没有被承认，但却异常活跃的大明国公使，徐荣村在上海跟传教士们说了一件事后，几个知名的基督传教士立马响应，一起赶来了天京，圣公会的施约瑟、小文惠廉和郭斐蔚，长老会的范约翰、姜别利、费启鸿，南浸会的晏玛太、万应远、乐灵生，北浸会的金楷理，监理会的林乐知潘慎文等等知名传教士，一共12位传教士，加上4个修女。

“这就是天京城啊！”

一个教士划了个十字，真是一座雄伟的古城，他已经是第二次见到这座古城了，可还是不由的感慨，在美国可见不到这种建筑，这个教士叫做林乐知。

林乐知是美国佐治亚州人，少年时代就信仰基督教，参加基督教美国南方监理会，一心想为宗教献身，1860年6月受基督教美国监理会的派遣，携家眷前来上海传教，刚到中国，1861年他就开始行动起来，由于当时太平天国给传教士的想象空间太大，他也对太平天国异乎寻常地感兴趣，想由太平天国打开一个缺口，推进传教事业。

他邀请同行好友，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南京，拜见了洪仁玕，但太平天国忙于对付清军的围攻，并未对林乐知的传教要求发生兴趣。

历史上，林乐知等个别传教士提出了一种自由派的传教方式。

这种方式要求传教士，一要认真了解和研究中国社会，针对中国的文化特点改造中国；二要把基督教义和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巧妙地揉合起来，逐步以基督教文化代替儒家文化；三是以传播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为手段，如办教育、建医院、办报纸等，提高中国人的素质，扩大基督教文化的市场，吸纳更多的华人入教。

他认为在中国“士为四民之首”，官和商大都来源于“士”，征服了“士”就等于征服了中国文化和社会。因而他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广交了一批“士”和“官”，如冯桂芬、严良勋、汪凤藻、陈兰彬、沈毓桂、应宝时、李鸿章、丁日昌、张之洞、张荫桓、吕海寰等。

这其实跟利玛窦汤若望等那一批最早来华的耶稣会修士的手法相当，尽管不被原教主义们接受，但是效果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正是带着这样的心态，林乐知第一个响应了徐荣村的邀请，他要来天京，给刚刚升天的天王洪秀全施洗，给他做一场弥撒，让他能以一个真正基督徒的身份上天堂，而不是因为迷信而堕入地狱，他认为自己的举动很高尚，当然也承认给洪秀全施洗，很有可能影响到江南地区数千万太平军统治区的百姓，让他们接受基督的信仰。

“各位尊敬的传教士，欢迎你们的到来，但是目前我们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麻烦。你们也知道，天京目前是一座处在围困中的城市，敌人随时都有可能打过来，但是太平天国的天王很遗憾的死了，天王很希望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邀请你们来给他施洗，可是我们的敌人随时都会攻打我们，不知道你们谁愿意代表天主去跟敌人交涉，希望他们能在天王的施洗期间暂停军事行动。”

在城门口，徐荣村一脸哀痛的对着几个传教士说道。

众人商量了一下：“还是我去吧，我的中国话说的比较好，也比较了解中国的官员，我去更容易说服他们。”

林乐天站出来道，他说这话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上海的时候，他就跟一些中国官员关系不错，因为美国内战，南方监理会无法给他提供资金上的支持，他的好朋友冯桂芬为此邀请他进入清廷办理的上海广方言馆担任教习，暂时以此为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