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法国人率先宣战。
因为法国人先宣战，给了俾斯麦最好的理由，他用这个理由，在普鲁士主导的德意志帝国联邦会议上，说服了南德意志邦国站在普鲁士一边参战，要知道几年前普鲁士打奥地利的时候，这些邦国可是跟普鲁士开过战的。
俾斯麦争取到了所有能争取的力量，还利用英国人对拿破仑三世扩张的忧虑，说服了英国置身事外，利用几年前对奥地利的宽容，争取到了奥地利的中立，利用十几年前法国干涉俄国克里米亚战争的旧怨，争取到了俄国的中立，总之他给普鲁士营造了一个完美的外部条件，只需要跟法国一个国家决斗，而他却争取到了几十个邦国的支持。
得到这些邦国的支持不仅是力量上的，更有一种政治意义，向外界营造出了一种这是德意志民族和法兰西民族之间的民族战争的印象，极大的挑动了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情绪，并且用这次战争，将整个名族团结了起来。
如果真的靠战争一个个公国的去吞并，恐怕十个俾斯麦也无法统一德国。
战争的结果也没有任何变化，以法国惨败收场。
但是战争的影响却不同了，至少是对东方国家的影响，跟历史上完全不同，因为这个时代东方的形势跟历史上本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现实清廷那边，法国的失败对他们是有利的。
丁日常安抚住了洋人，但却引起了整个清流和保守势力的敌对，加上丁日常的威望实在不足，慈禧保不住他，然后就将处理天津教案的任务，交给了另一个汉人大臣李鸿章。
而清廷也没有放弃被天下读书人痛骂的曾国藩，反而重新重用曾国藩，直接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让他南下负责节制整个长江沿线的清军，负责应付太平天国肯的攻势。
如果曾国藩的名望没有在这次教案中受损，清廷反而不敢用他，现在曾国藩名声臭了，清廷反而要大胆用他，这就是政治。
曾国藩南下之前，跟李鸿章进行交接，问李鸿章打算如何处理教案问题。
李鸿章告诉曾国藩，他打算跟洋人打痞子腔。通俗点就是忽悠，就是应付，嘴里尽量往好了说，到最后敷衍过去，能不兑现就不兑现。
这就是李鸿章跟曾国藩的不同，曾国藩诚，李鸿章诈，曾国藩还劝李鸿章说，也不能信口开河，要量力而行，答应了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是给日后留麻烦。
李鸿章有没有吸取曾国藩的建议不知道，反正李鸿章此时面对的局面，比曾国藩之前好了太多。
第一曾国藩已经吸引了所有清流、顽固派和读书人的火力，接着丁日昌又安抚了洋人，丁日昌是李鸿章保举的，俩人之间有没有什么协议不好说，但之后李鸿章的做法，显然借用了丁日昌的工作效果。
曾国藩吸引了所有的骂名，丁日昌安抚住了洋人，现在李鸿章只需要给国人一个台阶，就能让双方都接受。
最重要的是，李鸿章来天津的时候，法国忙着打仗，已经顾及不到天津了。
尽管法国因为是保教国加上死人多，面子上过不去，但此时法国已经不是主要问题。
李鸿章集中精力公关俄国，他告诉俄国人说，你们如果长远的利益考虑，最好不要引起中国的民怨，他表示清廷愿意出丰厚的抚恤给俄国死者，同时也愿意在法律上给俄国人一个交代。
对外，李鸿章跟俄国人呢达成了私下的协议，答应了道歉，赔款等洋人最看重的条件，首先说服了唯一有可能真正跟清廷动武的国家俄国。
之后李鸿章去死囚牢中，找到一些死囚，告诉他们说反正你们都要死，不如为国而死，认下天津教案，李鸿章用自己的钱，给死囚的家属两万多两的抚恤金，安抚住死囚的家属，让他们不闹事，同时对那些在这次教案中的焦点人物，比如县令刘杰等官员，他基本上没有惩处，甚至连那些被抓起来的真正杀洋人的罪犯，他也不动，因为这些人此时已经成了某些人眼里的英雄。
在内，李鸿章用各种手段，化解了民意的反击。不管是死囚的家属，还是真正的犯人的家属都不闹事的情况下，这件事情就不会持续扩大。
最后给了俄国人十几万两银子，杀了十几个死囚，俄国人表示接受。法国人见俄国人接受了，也只能表示接受，按照基本相同的条件，跟李鸿章达成了协议。英美都没有死人，加上本来他们是清教国家，之所以介入主要是为了维护他们的贸易利益，因此也痛快接受了。
清流们看到李鸿章释放了很多涉案人员，他们也没有揪住李鸿章不放，事件的结果，反倒成了曾国藩背了所有黑锅，而李鸿章捞到了所有功劳，连他自己给慈禧的奏章中，都有些洋洋自得，对自己的处理手段非常满意。
清廷当然也满意，李鸿章因此功，清廷提升他为直隶总督，毫无疑问李鸿章用痞子手段成为天津教案最大的受益者，而以诚示人，比较有原则的曾国藩，成了最大的失败者。
俄国人、法国人心不甘情不愿的忍了一口气，美国人见好就收，就是本来试图左右局势的大英帝国，难免有些失落，他们发现到最后，英国其实被排斥在中国事务之外，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一开始就被大明挤到了一旁，接着看着一群中国大员翻云覆雨，他们对这个老大帝国毫无办法，更让他们感到无力的，则是太平军把英国势力彻底赶出了上海，这让英国人觉得，他们在东方的力量实在太弱，他们迫切需要增强在远东的力量，保持大英帝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天津教案已经就这样了，下一步，也是跟实际利益相关的，还是上海问题，大英帝国此时还是得依靠大明的力量，好在大明确实很帮忙，派出了洋务大员徐荣村亲赴上海调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