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具体的因素，则一目了然，是双方掌握权力的上层精英，对待变革的态度完全不同。

其实中国遇到的问题，日本同样也遇到了，中国遇到的变革阻碍在日本也同样存在。

日本改革精神教父福泽谕吉就在74年10月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就谈到了变革的困难。

他说：“日本的形势确实艰难。为在外交中享有平等，就要在国内消除狂妄。如先考虑内部事务，就不能有助解决外部事务；如处理外部事务，国内的混蛋就会蠢蠢欲动，如顾此思彼则将一事无成。事情虽如此艰难，但也没有理由不去努力。”

日本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同样遇到有国内混蛋扯后腿，但日本人显然更务实，他们“没有理由不去努力”。抱着这种，尽管困难很多，不管怎么做都有人扯后腿的现状，依然坚持必须做事的态度，日本最后成功了。

满清失败就在于，政府最上层经营，为了改革不断的进行争辩，争辩未必是什么坏事，理越辨越明，可问题是他们只是一个劲的争论。革新派和守旧派争执了几十年，但是争论归争论，就是没人去行动，一切只局限于空谈。真正塌实肯干的，就只有地方上几个大臣搞的洋务运动，还不得不搞的小心翼翼，无法得到举国的支持，最后在甲午战争的失败中中功亏一篑！

朱敬伦很庆幸，尽管大明作为中国这个文明中心的一部分，大明的国民也跟满清的国民一样，对待外来文化总是抱有自身的文化优越感，这些年对于外来文化的抵制和批评就没有断过，可是在朱敬伦的强行推动下，不但他始终坚持做事，而且他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通过派遣官员出国留学访问，通过他们在国内跟外国人接触，通过切实的官府变革让他们感到便利，已经影响到了一大批官员，至少是陈芝廷等这批官员，尽管在文化上还没有放下优越感，但是已经不排斥西方的管理制度，甚至已经开始主动的，有意识的去推动西方管理方法了。

可以说大明虽然也有很多的积弊，没有彻底解决官员贪腐问题，没有解决官场人情问题，更没有解决日益尖锐的社会问题，可是有一点朱敬伦可以确信无疑，那就是至少在大明高层，从朱敬伦到六部，甚至到府一级官员，都是一群做实事的掌权者。

这就早就了现在这种，从皇帝到官员都在做事，其中最大的原因，主要朱敬伦这个皇帝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而且确信自己这么做之后能够收到的效果。

朱敬伦很清楚，他要做的，不是亲自去办工厂，亲自去搞工业，他没有那种精力，他要做的，只是将权力始终交给这些能够转变世界观的官员手中，就像日本明治维新期间，他们的国家权力，始终掌握在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这种务实政客手中，而不是交给翁同和这样一批嘴炮党手里让他们慢条斯理的争论个几十年。

.朱敬伦很确信，只要他坚持这种做法，哪怕文化自豪感强烈的中国人在思想和文化上转变的速度慢一些，甚至始终无法转变，而是诞生出一种新的中西兼容的文化，那么至少在经济、军事上，大明绝对不至于落后。

因为只要这些肯干事实的官员掌握权力，他们势必会引进西方社会中最好的那部分，会鼓励兴办工业，鼓励工商业发展，那么大明不管行使的是什么政治制度，大明老百姓脑子装的是什么思想，工业也一定能够发展，经济也一定能取得成功。这些早就在后世被证明了，中国使用自己的制度，同样能打造出一个经济强国，一个世界工厂。

朱敬伦坚信这个道理：所谓变革、革命或者维新、变法等事业的成败，最根本的标志，就是能否让资源掌握在最正确的人手里，掌握在最正确的阶层手里，简单点来说，就是能否让最有效率的人，掌握社会资源，决定这些资源的使用方式，具体在这个时代，就是能否让工业企业家掌握社会财富进行工业投资。

只要坚持住改革的这个核心，朱敬伦的改革就不会失败。

目前这个改革，已经在行政上起到了相当的效果，官场有贪腐的积弊，但始终能通过各种渠道曝光出来，警察系统的反腐部门，由赫德领导直接向朱敬伦负责的监察部门谏议司，这些政府机构都在发挥作用。

报纸作为民间监督机构，在新闻没有管制，有香港这个英国人管辖的地方在，报纸也无法管制的情况下，民间舆论也发挥了极大的监督作用，历史上，日本明治维新后官商勾结现象严重，直到二战之后十年，日本放开了新闻管制之后，大量的腐敗案集中被报道出来，大批政客被捕入狱，这才遏制住了长达数百年的贪腐现象。

最后一个原因则是较高的公务员俸禄，让官吏不需要贪腐也能过上较为体面的生活，官吏始终是高收入和中产群体，没有不贪腐就过不下去的窘境，因此贪腐虽然一直存在，也始终被曝光，被打击，但却没有泛滥，没有形成制度性的腐敗。

在税务制度上，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从赫德组建的海关推广到全国的税务制度，即便放在全世界，也算是较高的水准，可以说税收制度已经跟西方的税收制度没什么分别，在收税能力上，毫不输给欧美的水平。

法律上，完成了普通法的程序建设。外交上，熟练掌握了西方的外交程序。军事上，武器装备已经跟上了国际主流强国，在军事制度上正在努力的进行建设。

这一切不但让朱敬伦认定大明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而且让大明切切实实的抢占了先机，在整个亚洲地区独领风骚，即便正在激进进行明治维新的日本，也因为自身资源问题，跟大明的国势相差太远。

能威胁到大明的，只有日益逼近的洋人势力。

朱敬伦的选择是，与其被动的倍洋人夺走利益，不如主动的跟洋人合作进行开发，夺走的利益总能够夺回来，失去的时间却永远找不回来。

朱敬伦有信心在跟洋人的合作和竞争中依靠地利占据优势，但是满清不行，偏偏满清现在出让的利益，在朱敬伦眼中，早就是大明内定的利益，所以他极其不愿意看到满清一步一步出让利益给洋人。

大明没有名义也没有力量阻止洋人不断的借机在满清身上攫取利益。

朱敬伦之前采用的方法是堵，在洋人还没有得到某些利益之前，堵住他们获取利益的渠道，所以他将青岛、大连等口岸，统统要到了大明手里，就是担心将来这些具有经济战略价值的地方，被洋人强取豪夺，堵住洋人在这些地区可能的扩张。

但这种被动防御的方式，不可能堵住所有的方向，总能给洋人留下大批的空当和机会。

日本侵台事件刚刚结束，英国人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在中国内陆扩大权益的机会，英国公使馆翻译马嘉理在去云南接应打算从缅甸进入中国云南地区的英国探险队时，被云南当地民众打死，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马嘉理事件。

英国人如果不懂得利用这次机会在从满清身上咬一块肥肉，那就真的愧对他们身上的海盗传统了。

只是这件事也将大明牵扯了进来，英国领事馆向大明洋务司提出一项建议，由两国一起合作，修建一条穿过缅甸，将大明跟印度联系起来的铁路，英国人管这条铁路叫做“不列颠之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