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讹传罢了，不过我以前的确有些疯疯癫癫，让镇上的人笑话了十多年，二位既然无处可去，暂去寒舍坐坐，等我兄弟放学回家，二位帮忙提点一下，顺便我也好为二位打听一下去广州的船家，一定安排两位顺利返乡！”赵颀笑着岔开话题。

“如此便多谢赵兄了！”两人高兴的连称呼都亲密多了。

赵颀自然更加高兴，逛个街还能捡两位举人，虽然是两个扑街，但也还是货真价实的高阶知识分子，这种机会不是随时能够碰上的。

以后要想好好发展，光有茅湾村的一群大字不识的农民工肯定不行，还需要更多有才华的读书人帮衬。

陈纪与姚燃这两人虽然在赵颀了解的宋朝历史人物中似乎并没有出现过，但能够进京参加省试的，就没有一个庸才。

得益于大宋良好的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寒门学子大量读书出仕，这才让大宋呈现了与众不同的革新和变化，一改前朝世家门阀把控朝廷的局面，影响了后面几个朝代。

但成也科举，败也科举，随着读书人的大量出现，导致各种治国理念的不同产生了派系和争斗，再加上朝廷优待读书人，采用高薪养廉的政策，每次殿试都会录取数百人，这些人最后都会被委任官职，年复一年积累下来，导致官员泛滥成灾，朝廷光是为养活这些官员每年的开支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为了弥补亏空，朝廷不得不大肆搜刮百姓、乱发纸钞，使得物价飞涨底层民众的负担越来越大。

后世评价宋朝崩溃的原因，并非一定是辽金蒙古太强大凶猛，而是大宋的体制出现了极大的问题。

冗官、冗兵、冗费的庞大开支已经积累到了繁华富庶的大宋承受不起的地步。

从唐宋两朝取士对比就可以看出其中巨大问题。

唐朝开科取士，每届不过三四十人，虽然这些人大多都是依靠世家门阀的裙带关系考中的，但人数却很少，而且对于爵位的封赏也非常吝啬，坚持无功不受禄的传统，李世民当皇帝的时候，开科取士更是谨慎严格，为了减少财政开支，李世民将朝廷供养的两千多京官减少到只有六百多人，精简官员不仅让臃肿的朝廷结构变得更加简洁，财政开支也大大减少。

但宋朝不一样，不仅每届取士动辄数百人，而且还会大肆封赏闲官闲职，对宗室、亲信弟子特为优宠，随意授官，皇族宗室男孩七岁便可以授官，有的甚至在襁褓中也有官阶，并领取俸禄；宗室之外，其它旁支、异姓、门客，都可以得荫补官，每年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官僚队伍。

最恐怖的是宋仁宗一朝，当是的朝廷官员竟然高达一万七千余人，而这其中几乎高达百分之九十的人并没有职务，只有官阶，全都是吃空饷的闲官，甚至到了南宋时期，为了弥补亏空还大肆卖官鬻爵，不断增加的庞大的官僚队伍消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使得朝廷入不敷出。

而大量的虚官闲官为了得到实权，就互相拉帮结派走后门，行贿受贿腐败丛生。

吏治腐败加上人才政策的失败，再加上重文轻武自废武功，大宋虚浮的繁华背后，就是臃肿的朝廷机构和混乱不堪的官员任免，朋党争斗形成了极其混乱的政治状态。

后人熟知的元佑党争，就是不折不扣文人争斗的恶果。

有历史学家吹捧宋朝的文治冠盖两千年封建文明，认为元佑党争是一种政党治国的雏形。

一是新党和旧党已经有了各自不同的治国理念，二是有了各自的领袖人物，三是争斗失败也不会被赶尽杀绝，而是只需要对方下野便达到目的。

然而若是深入的研究一下，这种所谓的党政雏形，实际上源于一种文化立场的不同，而并非是双方各自代表了不同的阶层利益，说白了，这些人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的因为治理国家的理念不同而争斗，而只是因为反对而反对，并没有什么政治立场，只是单纯的反对对方的思想。

一个不能代表阶层民意的党派，绝对称不上是政党。

当然，一棍子打死也不全面，至少在人类文明这个时代来看，宋朝的政治模式的确有很先进的地方，党争的确是不同的群体为了控制朝廷政权释放自己的政治理念而产生的冲突，而这个冲突也极大的割裂了知识分子群体，造成了思想上的对立，已经隐隐有了那么一丢丢的政党争斗的影子。

后世的台湾韩国的国会就是这般争斗，互相吐口水丢拖鞋弹鼻屎抓头发，不同派系的议员就像泼妇骂街一般在国会上大打出手。

而反观欧美成熟的政党斗争，就要温和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