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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着北风“粤秀”号轮船沿着广东、福建、浙江的海运航线一路朝着上海驶去，而素来厌恶官场的无聊应酬的张之洞，沿途自然也没有下船，何况在他现在的眼睛里官场上更没有几个人可以值得晤谈，故而沿途各级地方官员的盛情邀请及登船拜访等等，皆被他一概谢绝了，甚至连闽浙总督卞宝第的面子也不给。船至闽江口，福州府近在咫尺，他既不上岸进城去看卞，也谢绝卞上船来看他的好意。

张之洞的此种举动，为官场所少有。有说他不近人情的，有说他清高的，也有说他居功骄傲的，他都充耳不闻，我行我素。赵凤昌和身边的一众幕僚劝他不必如此固执，像上海道、浙江巡抚、闽浙总督，这些官员地位既重要，资格也老，不妨见见聊聊，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而张之洞却是冷笑道：“什么地位重要资格老，尽是些尸位素餐之辈！”

对于这一切，已经入张之洞幕府的唐浩然，自然也曾听说，但对于他来说官面上的事情，自然劳不着他来掺和，更何况他也无暇掺和此事。

他压根没想到张之洞交给他的任务，却是让他把欧美游历二十年的所感所悟写下来，以向国人介绍西方，因其国学不显，还特意吩咐由辜鸿铭则代其润色。

就这样从那天起，唐浩然便闭门于舱室中开始动手写起这本书来，书名自然叫做《大国的崛起》，这也就是在按照回忆书写着大国的崛起时，唐浩然才恍然忆起在历史这一时期中国的特殊之处。

此时满清王朝正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中央帝国前所未有的和世界局势联系在了一起。4年前中法战争结束后，举国上下人们也隐约的认识到了要变革，否则各国列强轮番打过来。于是举国上下便有了大办洋务的共识，这才有了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督办南北铁路之事，尽管张之洞是慈禧扶植起来以抗衡湘军和淮军势力的人物，当然这是满清的平衡之道，欲借张之洞兴办洋务，抗衡李鸿章等人主导洋务的局面，但在另一方面，现在即便是曾主导朝廷的顽固保守派亦赞同大办洋务，而张之洞即是其中的代表，同时亦主张了解西洋。

别人为什么强盛，“我大清”为什么老是挨打赔款，在过去数十年间早已成了士大夫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有的人闭上眼睛当鸵鸟，仍然沉浸在中央帝国的迷梦当中，却有更多的人想睁开眼睛看世界。了解一下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日本有福泽谕吉这样的人物。以在欧美游历十年的经历，写下了《西事记闻》向国内介绍西方的书籍。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明治维新贤臣正是通过其所著之书了解西方，学习西方，进而兴革国内事物。象国民教育这样的政策，基本就是从西事记闻当中直接照抄的。

而反观这会的“我大清”，还在几十年当中抱着魏源的《海国图志》说事，这本不仅仅是只涉及了西方的一些皮毛，大概就是船坚炮利之类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谬误极多。在这十九世纪末最关键的二十年当中，中国竟然没有一本系统介绍西方，研究西方的书籍问世！

就算有了同治五年，出使泰西诸国斌椿，将旅西所见著有《乘查笔记》一书，进而刊于京师，虽说其更倾向于猎奇，且对西方观感全流于表面，却也是一时通国传观，抄襄阳播掿之词者，顿为纸贵。

如张之洞、李鸿章为首的士大夫阶层不是不需要这类书，否则也不会有《乘查笔记》的洛阳纸贵。这会的统治阶层也极端需要通晓洋务的能员，结果能用的，不是译书局培养的只会洋文的翻译，就是很少几个当年的留美幼童。很难谈得上了解当时世界各国内情。求贤诺渴的大员们更是千方百计的招募精通洋务的能员，早在十几年前，李鸿章与沈葆桢各出白银三千两,共六千两白银作为伍廷芳的年薪。

而现在，张之洞让自己将游历欧洲所闻所见书写成册，这是为何？难道是想借自己之书，令国内大员、书生全面了解西洋？了解西洋因何而强？

自然，实际上从未游历欧洲各国的唐浩然写不出一本全面介绍西洋各国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的书，更不可能对西洋各国的国体、政治加以解析，事实上，这会的还抱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大员们，也不需要这些，他们需要的是对西洋的最直观的了解，这本书只需要回答一个问题——西洋为何强，如此便足够了，大员们可通过它知道西洋之强在于科技，在于教育，而其它人亦可从书中窥见西洋强大的根源。

现在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原本很复杂的简单化，变成简单的历史故事，让人更直观的了解西洋各强国的历史、文化更重要的看到他们的崛起之路。

于是没有任何悬念的，唐浩然选定了抄袭后世的《大国崛起》，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罗斯，甚至还有日本、奥斯曼帝国这十个国家作为《大国崛起》的主角。

尽管在书写的过程中曾看过的《大国崛起》一书，在唐浩然的脑海中记忆极为清晰，但在书写时，唐浩然还是加入了许多东西，在讲述各国崛起之路时，同样将世界当时各主要强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外交战略等等层面，在其变革过程中条理清晰的将其一一介绍，如果说与张之洞“聊西洋”时，他还是引用大国的崛起的话，那么写完了葡萄牙一书后，却已经脑洞大开的引入其它诸多方面的内容。

在随后的航程中于“粤秀”二等舱舱室内，唐浩然他每天除去吃饭，便是不停的写着，至于船到了什么地方，船外是什么景色，是不是快到了上海，他都没有注意到，而为其润笔的辜鸿铭同样也忙了起来，每天都要为其书写的内容加以润色。

在船驶入长江口，即将结束这漫长的航程时，在船舱内张之洞放下手中的湖广地志时，环视一眼舱室，却像是少了什么似的，便问道一旁的赵凤昌。

“汤生这几日在忙什么？似有几日未见他了？”

几日来，从不见客的张之洞一直沉迷于有关湖北湖南两省的书籍。从历史沿革到近世建制，从文化源流到风俗物产，从江汉荆襄往日的大事名流到晚近湖湘人物的风云际会，他都一一装在胸中。在他看来，这些湖广省情要远比言不由衷的客套话、别有所图的殷勤款待重要得多。惟一中断的一次是在得知彭玉麟病死衡阳的讣闻时，他整整半天伤感不已，并亲笔写了一封悼函，寄给老将军的亲属。也恰因过于沉迷，反倒忘记了吩咐辜鸿铭办的事情。

“香帅，您不是让汤生为唐子然所著书稿润色嘛，这几日他们两几乎寸步不离舱室，于舱内书写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