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米！”

这句话只让众人无不是一愣，米！这王三当真是发财了可是？

“哟。你搁城里头，是拾着银子了，还是捡着金子了……”

“就是，这定是发财了吧！”

在众人的调笑中，王三一边用手拉着汗襟，想扇出些风来，一边说道。

“那是发啥财，都是借的！”

“借的？城里头那个财东借的？”

众人一听是借的，立即想到城里的财东。这乡下借粮都是借谷子，那有借米的。这借了米，得咋个还法？

“那是什么财东。是咱浙江巡抚老爷袁大人可怜咱们这些泥腿子，弄了个啥公司，借米给咱……”

“官府的米？你咋借的？”

“咋借？凭去年的税捐票借的，这不，去年交了多少钱的捐税，今年就能借多少米，不过家里的田数超二十亩的，就借不着了，而这可不是陈米，都是白花花的新米，他大爹，瞧你那身子虚子，给，抓几把，回家吃饱了，再去县里头借去……”

像是怕旁人不信似的，王三解开扎布袋的绳子，然后抓出一捧米来，只看那颜色，种了一辈子地的庄户人便知道，这是新米。

“这，这拿税票票就能借？怎，怎么个借法？”

杭州城巡抚衙门中，放下手中的茶杯，袁世凯看着造访的张謇，道出了借粮于民的最初想法。

“从小弟出抚台湾、又抚浙江以来，皆曾目睹乡间富绅如何通过高利贷盘剥百姓，而其盘剥者，尤以夏粮为甚，每每夏收之前，乡间贫农存粮耗尽，为以糊口不得商借高利贷，往往是借一还三，更甚者不得不典儿卖女，兄弟身为浙江父母，焉能视若无睹？任由乡间富绅如此盘剥百姓？”

虽说在袁世凯以“弟”自称，着实让张謇心下颇不是滋味，毕竟当年在朝鲜的其曾对他持弟子礼，虽说两人多年前于朝鲜时便已割袍断义，但或多或少的于张謇心中，依然将袁世凯视为“后辈”。

作为“江南名士”的张謇，此时已经没有了科考之心，毕竟现如今这朝廷的恩科，全只剩下了一个摆设，也正因如此张謇才会下定决心弃官从商，所以才会从京城返回江苏，而在做出这一决定的同时，张謇又主动写信与袁世凯复交，这需要有很大的勇气。这种勇气来自于政治的需要，因为此时的袁世凯已今非昔比，不再是当年于朝鲜时的那个名不见经传的营务处管带副营，而是身居浙江省巡抚的封疆大史，而有意投资实业的张謇自然希望争取得到袁世凯的支持，毕竟众所周知，当今中国论及新政，第一是东北，第二既是浙江，纵是直隶、湖广亦无法与之相比，可以说现实的需要融化了私人间的恩怨。

对于曾经的“半师半兄”主动写信重拾旧谊，袁世凯自然是欢迎之至，更在回信时主动邀请他来浙江，在张謇从天津乘船来到杭州后，他更是亲自到码头迎接这位旧友，只不过再也不持弟子晚辈礼，而是持以兄弟之礼。

“嗯，确实，确实……”

提及高利贷盘剥，张謇的神情显得有些复杂，这也难怪张家于南通也是大户人家，岁岁也是用这青黄不接之时谋以重利。

“不知慰亭的这个官借于民，又是如何借法。”

“十进六出！”

提及此，袁世凯那张看似颇为憨厚的脸庞上露出的尽是悲天悯人之色。

“所谓十进六出，虽看似得利四成，但相较乡间相借三倍之高利，已经算是薄利，如此一来，百姓可于青黄不接之时，得以糊口之粮，而官府亦可籍此得四成之利，纵是扣以成本，亦可得三成之利，再则……”

话声微微一顿，袁世凯又继续说道。

“这粮食公司除向百姓相借官米外，亦能于丰年收购粮食，抬高粮价，避免谷贱伤农，可于灾年购进粮食平抑粮价，毕竟这所谓丰年，不过只是一地之丰，所谓灾年亦只是一地之灾……”

在袁世凯的解释中，张謇的双目睁大，面上全是不可思议之色，若当真如此，那可当真是活民无数了，但另一方面，如此一来，那乡间富绅又当如何处之？

“当然，于官府而言，粮食公司所获银利，可用于新政，就以今年来说，虽说粮食公司新办，然却已借出值300余万两官米，以此计算，仅此一项官府可得银利既可达百万两……”

当然袁世凯并没有提及这些大米皆是相比江浙米更为廉价的安南米，实际购米成本甚至不及两百万两，即便是加上运费、损耗，亦不超过250万两。

“慰亭，如此借粮于民，恐惹乡间富绅对此多有不满，这又如何是好？”

张謇不无担忧的言道一声，尽管明知道，现在那些乡绅无法像过去一样，通过于朝中任职的乡亲给袁世凯施加压力，但无论如何，毕竟自古以来，官府都是依靠乡绅统治一地。

“其纵有不满又能如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