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座城市，上海，一天比一天更为繁荣，尤其是外滩一带，此时的外滩已经不再是旧时的租界——去年，根据同英、法等国改定的新约，租界一应被收回，甚至就连同外滩上的那些“洋地主”也会也大都易了主——他们可以说深受上海市政府坑害。

在租界收回时，尽管的外部部承诺保护租界内各国人士财产不受侵犯，但是外国人在中国租地、购地却与随后通过的《土地法》有违，而按这一法律规定，外籍人士不得以公私名义于中国租用或购买土地，且中国人不得自外人手中接受赠予、承租或购进土地。

在法案获得批准后，租界以及国内的传教士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他们既无法继续持有，亦无法通过赠予、出租或者出让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而法律只留给他们两个月的时间——两个月后，“外人非法持有土地”面临着被没收的风险。

尽管各国驻华大使曾表示抗议，但却又不得不承认政府并没有违背最初的商定“在法律框架内保护各国人士在华财产”，而禁止外人持有土地同样也是法律。最终，那些名燥一时的洋行，不得不接受政府的条件——交还土地，至于土地上由其兴建的建筑，其则可以继续持有二十年，二十年后建筑亦将由政府收回。

也正因如此，从去年开始，许多名燥一时的专事地产业的犹太洋行纷纷陷入破产的边缘，而对于国内商人而言，这则是一个机会——他们趁机签署了长期的建筑租赁合同，不过，这种合同很难持续，现在的外滩同样也是一派大兴土木——大量的新兴建筑正在取代旧式的建筑，而那些风格各异的西洋式建筑，现在正在构成外滩的特色。

作为“临近”首都的江口最大城市，以外滩为商业中心的上海，并没有因为帝都的近在咫尺而没落，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甚至隐隐有超越大连的势头——其正在一天天的成为中国金融的心脏，不管贬抑它的人如何说，此时的上海外滩仍然是世界性的，并没有因为租界的收回，而发生太多的改变。

如果说，这里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恐怕就是曾经主导着上海产业的洋行，正在被一家家国商的企业所取代，曾经的那些买办们，这会早都已经成为了商人或者企业的高级雇员。在这里，每一个人的机会至少看起来都是公平的，都有成功的可能性，对于一些年轻有为的人来说，这里是个机会的殿堂，在这儿，只要有特长，再加上勤奋，就会得到提升和保障的奖赏。而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它是整个亚洲上最大的市场；而对于某些人来说，它又是富人奢侈淫逸的所在，当然，对于冒险家而言，这里却是同样也是天堂，一个属于冒险家的机会天堂。

兹……

将雪茄烟按灭于烟灰缸内，赵普升走到窗边，他凝视着窗外的黄埔江，看着江上的各国商船，此时夕阳西下，将江水染成了红色。

“根据对今年粮食产量的统计，统制委员会已经决定减少一半粮食进口配额……”

面对着背对自己老板，田中川的语气显得非常平静，作为公司的调查员，他的任务就是要弄清楚一些情报——尤其是与统制委员会有关的情报，现在不同于过去，过去中国的进口是随意的、无序的，任何个人、洋行都可以从事进出口业，但是现在不行，外贸统制是最早的统制，可以说，曾经纵横上海的洋行之所以会迎来他们的末日，就是因为外贸统制——所有的进口出口都将由政府授权的企业从事，未获得授权的企业不得从事进出口业。

通过对外贸的垄断，政府垄断了整个市场，他们既控制着出口商品的价格，同样也控制着进口商口的价格，那当然种类以及数量同样也是由他们控制，而委员会的控制是通过年初的计划进行的。除非特殊情况，否则，他们绝不会改变计划。

进口粮食的多少对市场有着很大的影响，这一点作为民生米业的总经理，赵普升非常清楚，至于这民生米业则是由上海以及苏浙的六十二家米行组成的公司——为了对抗东北来的北方米业公司，而组成的米商同盟。

与东北实施粮食统制不同，内地至今都没有实施粮食统制，也正因如此，民生米业才能借助本地收购等方式，与北方米业竞争，从而控制着上海等地大半的市场。

“进口减少了，这是好事！”

与传统的米商不同，赵普升之所以会成为这家联合公司的总经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了解东北的那些商人——出身米商家庭的他毕业于东北大学，曾在东北工作了长达六年，在继续家业后，更是在短短数年内，把赵家的十六个米铺变了一百三十五家遍布苏浙的米铺。

作为米商的他深知进口大米的重要性——从同治年间起，每年需要进口上百万担粮食。现在配额减少，意味着这上百万担粮食的缺口，都要从国内补充。

“进口一减少，对国米的需求自然也就更大了！”

赵普升头也不回的继续说道。

“现在，对于咱们来说，就是要趁着丰收之季，联合各地的粮商，把谷子的价格压下去……”

“总经理，虽说自古就是丰年粮价低，可要是压的太低，到时候，粮食公司介入的话，怎么办？”

“不用担心！”

摇摇头，赵普升的声音依然显得很平静。

“虽说各省皆设有粮食公司，但那些粮食公司往往只是专注于售粮，而不是购粮，实际上，他们也就是赚个差价，不过与咱们不一样，他们是用进口的低价粮去平抑城中的粮价，就像上海一样，这两年涌进上海的人口岂下数十万，若不是粮食公司售平价粮平抑粮价，这上海的米价，至少要突破7块！”

尽管许多米商对粮食公司有着颇多的怨气，但是于赵普升看来，这粮食公司仍然有存在的必要，毕竟，高价粮总不是长久之计，而且粮食公司有时候也是米商的朋友——比如在农民借粮还粮的过程中，因为粮食公司不直接收购农民的粮食，这个时候，粮商则可以借机压低谷价，而农民为了偿还到期的债务，则不是不接受低价。

也正因如此，赵普升从不觉得省营的粮食公司是竞争对手，反倒因为他的主动合作，一直以来颇得粮食公司的欣赏，甚至因此多次得到民政官的嘉奖。当然商人言利，这一点从骨子里都是无法改变的，他之所以同粮食公司合作，同样也是为了利益——凭借着与政府良好的关系，使得民生米业垄断着多地的米市。

“济山，你知道从帝国建始到现在从上海至武汉长江沿线诸城增加多少人口？”

突然，赵普升把话锋一转，看着面前的王裕民的反问道。

“470万，全国城市新增人口超过1500万，这些人，一年要吃多少粮食？”

作为米商，赵普升关注的并非仅仅只有粮食的收成，他同样更关注市场，关注着市场的需求，而相比于传统的商人，接受过系统商业培训的他更注重数据。

“总经理，今年应该会突破1800万人，从帝国建元至今，国内各地均大兴土木，别的地方不说，仅仅南京京畿一带，就有二十余万从事建筑业的工人，再加上马鞍山钢铁公司的工地，南京周边的各业工人至少百万之众，至于从上海到南京沿江一带，这两年纱厂、布厂几乎每天都有新厂开业，于纱厂工作的女工何止百万，民政大臣不说在报纸上说嘛，十年内，国内城市人口就将突破一亿人！”

提及一亿人时，王裕民的呼吸都显得有些急促，一亿人是什么概念，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其中的40%-50%都将集中的从上海至武汉一带的“沿江都市圈”，粮商喜欢人，城市人口越多，粮食的用的便越多，市场自然也就越大。

“先不要说一亿人，就是这新增的1800万人，哼哼……”

面上挤出一些笑容，赵普升把话峰微微一转。

“两年前，朝廷借着“地税风潮”，重新量地，量出来多少隐地？差不多三万万亩隐地！三万万亩，那些隐地大都都成了所谓的“无主之地”，然后被朝廷没收了……”

赵普升提及的是两年前的“旧案”，受限于测量技术以及其它种种原因历朝历代民间“隐地”都实属正常，但基于现代测量技术进行的测量，却使得大量民间“隐地”被量出，而在朝廷限定的时间内，并不是所有人都如实将隐地上报进行登计，从而导致“隐地”变成“无主官地”，而朝廷随之借着“风潮”的紧急状态造成的高压之势，将“隐地”一率加以没收。当年可谓是怨声载道，可经历过“地税风潮”后的士绅、百姓却无人敢言不。

“去年，官府通过公地放领的方式，把这三亿多亩地尽数放出，放给无地、少地的百姓，数千万户贫民因此受益，家家户户给皇上立长生牌位，这事不是号称是新朝第一德政吗？”

当然这一德政是建立另外千百万户家业受损的基础上。

“今上仁爱，实是我等国民之福气……”

王裕民的话到不是肺腑之言，毕竟他们家当初就被查出了一百四十余亩隐地，按照相应的法律条文，隐地超过三亩者，一率视为无主官地加以没收。换句话来说，仅此一项他们王家便损失数千元。

“福气不福气的，我不知道，也不在乎，可我知道，这公地地租是折成现金的，也就是说，除了税，还有地租，皇粮国税，谁人敢欠？所以今年，这粮价至少能比去年压低五成以上！因为无论如何，他们都得卖粮交税！”

“总经理，你的意思是……”

王裕民看着总经理，从总经理那冷冰冰的话语中，他读出了对方的意思来。

“压价，把今年的谷价压下去！你要记住，无论咱们压到什么价，他们都得卖！”(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