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是和*彪的名字分不开的。为着树立和维护*彪副统帅的地位，“文化大革命”从中央到地方把一大批老干部从政治上打翻在地，为*彪一跃成为经**九大党章“法定”的接班人扫清了障碍。当红卫兵小将与全国人民虔诚地高呼“敬祝伟大统帅**万笀无疆”口号时，必然要同时高呼“敬祝*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个人崇拜达到近乎疯狂的年代里，这两句发自亿万人肺腑的口号构成了时代的最强音。*彪作为那场造神运动中跃升最快，并奠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显赫地位的一尊“大神”，成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学习榜样。

然而，就是这个信誓旦旦地扬言谁反对**“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副统帅，为什么要加害**？

在以后一段时间里，不管上级传达的文件如何煞费苦心地解释，都无法削弱这一事件给全国人民心理上的巨大冲击。为了深入开展运动，“批林整风”改成了“批林批孔”。进而又开展了“儒法”大辩论。

此时是“知青”们最混乱时期，种种政治上、社会上的思潮促使他们开始思想，因激变产生的思想往往是激进的。尤其是年轻的一代，“知青”们由衷而产生混乱，这些当年的“红卫兵”，他们首先感到的是自己对领袖的赤诚之心和圣洁之情受到了亵渎，认为自己上了当，受了骗。当他们因受骗的意识因在农村艰难生存而备受煎熬时，当他们因失去理想主义的精神支柱而四顾彷徨时，“扎根农村”的号召，类似一种近乎绝望的被时代拋弃心理，麻木了他们神经，攫住了他们的心。

当下“知青”们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我是谁？同是一个学校毕业，同级同班同学，在跨出校门的一刻间，人生道路就截然不同。穿上鸀军装，是“万岁”，便成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穿上蓝工装，是“领导”，成了领导一切的“无产阶级”。穿上对襟衫，是“被十七年资产阶段教育”的“受害者”，需要农民来进行“再教育”。

“知青”们到农村以后，农村中司空见惯的宗族、旧俗、贫困、落后、愚昧，使“知青”们感到震惊，现实将“全红”教育浇铸的根基轻而易举地捣得粉碎，一向以“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人民”为神圣天职的“知青”发现，**所说的“再教育”与身处所境风马牛不相及。其实，这只是一种磨难，对此，他们对*立果所说的，“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开始玩味了。是是非非，真真假假之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也真。“知青”们醒悟了，其实，这一切就定格在你是谁的子女！“有权有路，无权无路，有钱无路，用钱铺路，无权无路，插队落户。”就是社会的真实写照！

“文革”的初期美好的革命憧憬只是天上的彩虹，“斗、批、改”使社会秩序象是一锅夹生饭，生活就象“毛桃”，涩涩地，人生总是有独木桥，不容得你谦让。

“九一三事件”暴露出了另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接班人。一时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等诗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诗句说明历朝历代接班人的选取都非常之难，都真伪难辨，而且被选者要经过时间的检验。今天的*产党政权也是如此！于是，“培养革命接班人”也成了各级领导和党的组织部门的“重点工作”，众多的青年干部被推荐出来。方婷的“内参”，《向地委副书记“要”桑苗的“知青”》一文，为林木森的“仕途”打下了一块坚实的基石……

林木森并不知道这些。由于“家庭问题”，林木森对政治历来不关心；现在连公社“农规指”都是他孤单单一人留守了，谁也不来打扰他。一日三餐时林木森和徐桂香聊上几句，没有“中心运动”，“公社治保会”集中到“人武部”办公，“治安大队”要进行夜间巡逻，赵小龙他们也来得少了。只有张爱玲想着表妹夫，奉婆婆的话，不时送些点心来。

林木森感到很孤寂，感到是个被遗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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